北宋刊苏轼写刻本《楞伽阿跋多罗宝经》（简称《楞伽经》），初刻于北宋元丰八年（1085年）苏轼（1037~1101年）49岁时，重刻于元祐三年（1088年）苏轼52岁时，刻、印的时间均在苏轼生前。宋刊苏写本《楞伽经》在中国已失传九百多年，因此日藏宋刊苏写本《楞伽经》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宋刊苏写本《楞伽经》在现存古籍中极为罕见，目前所知仅见于日本，在古籍版刻史上具有很高的学术与艺术价值[1]。因此，介绍这部珍贵的文化典籍，非常具有必要性。

宋刊苏写本《楞伽经》在中国早已失传，故知之者不多，而今所存者大抵为后世辗转翻刻。《云门山志》云：鼓山经板最多，为海内外所无者，如苏东坡为金山寺所写《楞伽经》，无一【我爱线报网】懈笔，每字必带笔一二圈，为东坡一生杰作。北宋椠，藏之金山寺。鼓山得初拓本，募精工铸枣梨，与金山本不辨。[2]

这里记录了福州鼓山涌泉寺曾翻刻宋刊元丰初印本，并谓其逼真度与原本不相上下。据谢水顺《福州鼓山刻经》介绍，清康熙五年（1666年），鼓山涌泉寺确有翻刻苏写本《楞伽经》之事，所刻即《云门山志》所谓“与金山本不辨”之翻刻本[3]。谢水顺说：清康熙初年，鼓山住持道霈禅师，精通佛学，在涌泉寺辟永通斋，专事雕刻佛经……苏轼在北宋元丰八年（1085年）手写的《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当时镇江金山寺曾据真迹摹印，原刊本极为难得。康熙五年（1666年），道霈觅得宋椠，由监院道宗募款影抄精刻。全经四卷，每半页八【我爱线报网】行，行十七字，字径约1.4厘米，正书，略带行意，世称善本。

据此可知，谢水顺所言与《云门山志》所记实为一事，其文中所附两张图（图一、二），即康熙五年鼓山住持道霈[4]所翻刻者。尽管道霈禅师“募精工铸枣梨”进行“影抄精刻”，但仔细观察图片不难发现，所谓“得初拓本”“觅得宋椠”之说实不可信，翻刻本并未呈现“与金山本不辨”的水准。稍加比较，可以判断康熙翻刻本已尽失苏字之真。笔者认为，康熙年间道霈觅得的所谓“宋椠”可能有问题。本文将从日藏宋刊苏写本《楞伽经》的形式与内容两方面，对其基本情况及相关问题加以考察和评述。

图一 康熙五年苏写本《楞伽经》翻刻本

图二 康熙五年苏写本《楞伽经》翻刻本

一 宋刊苏写本《楞【我爱线报网】伽经》的发现与研究

《楞伽经》共有四种译本：第一种为北凉玄始至义和年间（412~433年）昙无谶译，已佚不存；第二种为《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四卷，刘宋元嘉二十年（443年）求那跋陀罗译；第三种为《入楞伽经》十卷，北魏延昌二年（513年）菩提流支译；第四种为《大乘入楞伽经》七卷，唐长安四年（704年）实叉难陀译。本文讨论的是第二种译本，经文四卷计49812字，收录于《乾隆大藏经》[5]第36册第171部、《中华大藏经》[6]第17册H168部以及日本《大正藏》[7]第16册第670部。《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四卷为直译，能够反映出经义原始形态，但也有不足。唐法藏（643~712年）对此译本的评价是“回文【我爱线报网】不尽，语顺西音”[8]，嫌其译文词语晦涩难读[9]。

最早发现宋刊苏写本《楞伽经》者，是日本近代佛教美术与藏经学者小野玄妙（1883~1939年）。他在1929年发表论文《关于北宋元祐二年版苏东坡书〈楞伽经〉》[10]，对苏写本做了初步的介绍与考察。为方便研究，下引小野玄妙论文相关内容并试译如下： 今春(1929年)，我与辻森、田辺二人去东寺拜观《一切经》时，出人意料的是竟然在《一切经》中发现了苏东坡生前亲手书写上板的刻本《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四卷，看见此经本完好地保存在藏经中，不禁大呼快哉！比如法帖等，一般来说，就连元拓、明拓等已经十分珍贵而被人们所宝爱，而这经本竟是地地道道的宋刻宋印本。而且从【我爱线报网】一般的经本来看，在版式、字体、行款等方面，均须遵循统一的版式规定刻印，如此虽能显示出经本的神圣性，但这种呆板的形式完全失去所谓雅致的趣味。然而现在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件苏东坡《楞伽经》，不能不说是一件破纪录的出类拔萃的剧迹！盖东寺所藏《一切经》即《崇宁万寿大藏》，此经自北宋神宗皇帝元丰初年至徽宗皇帝政和二年（1078～1112年）在福州东禅寺等觉院雕版刊行，是仅次于太宗开板大藏经的最早版本，全经的版式、字体、行款等在同寺院皆按照新的统一规定刻印。然而就是在这约六千数百卷浩繁的经卷中，只有这四卷《楞伽经》不在寺院雕版，而是使用从他处得到的苏东坡写刻本摹刻编入经中，因而在书体与行款方面与其他诸经本完【我爱线报网】全不同。这也是其与其他诸经本相比，具有独特价值之处。

图三 东福寺藏宋刊苏写本《楞伽经》（《第五十六回大藏会展观目录》著录）

出于编《大正藏》的需要，小野玄妙等人在京都东寺[11]查阅大藏经时，意外发现了宋刊苏写本《楞伽经》。小野玄妙从专业角度对此经本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关于宋刊苏写本《楞伽经》在日本的传存情况，小野玄妙只考察了东寺所藏经本，但他推测日本宫内省图书寮[12]所藏开元寺本《大藏经》[13]为靖康元年（1126年）刊刻，并查到其中《楞伽经》亦有蒋之奇[14]序与苏轼跋。因未获机会目验实物，不知是否与东寺藏本一样为苏轼写刻本。小野玄妙文中说，彻定僧正曾告诉他，京都知恩院[15]所藏《一切经【我爱线报网】》中的《楞伽经》亦有苏轼跋，但不知是元祐版还是靖康版。另外，小野玄妙还说上醍醐寺[16]所藏《一切经》与东寺一样，均为福州东禅寺等觉院版[17]，或许有苏写本《楞伽经》存于其中。详情究竟如何，只能等他日再去考察了。总体来说，小野玄妙论文的意义在于发现宋刊苏写本《楞伽经》，研究方面则较为简略。论文发表以后并未引起日本学界的重视，以致长期没有相关研究。

1970年，京都佛教各宗学校联合会在东福寺举办第五十六次大藏会展观。宋刊苏写本《楞伽经》见于《第五十六回大藏会展观目录》，《目录》所收图版注明“中国之部楞伽经四卷之内宋版（重要文化财）东福寺藏苏轼写刻本”（图三）[18]。由此可知，日本京都至少有两处【我爱线报网】藏有宋刊苏写本《楞伽经》，分别为东寺和东福寺（下文简称“东寺本”“东福寺本”）。

1977年，日本每日新闻社出版的《重要文化财》第21册[19]中，收录有东福寺本和东寺本图版（图四、五），并附有文字说明。1998年，每日新闻社出版的《国宝·重要文化财大全》第7册[20]中，同样收入东福寺本与东寺本（图六），图片与文字说明和《重要文化财》大致相同，唯东寺本的卷末图版较《重要文化财》少前四行，多后四行。图片应是同版拍摄，可能在排版时据版面位置稍做了调整。

图四 东福寺藏宋刊苏写本《楞伽经》（《重要文化财》著录）

图五 东寺藏宽宋刊苏写本《楞伽经》（《重要文化财》著录）

图六 东寺藏宋刊苏写本《楞伽经》（《【我爱线报网】国宝·重要文化财大全》著录）

在研究方面，1985年日本学者吉井和夫发表了论文《苏东坡书写〈楞伽经〉考》[21]。文中所用东福寺本局部图，仅选用《重要文化财》与《国宝·重要文化财大全》著录的四幅图中的两幅。吉井和夫称图版为每日新闻社提供，则照片应为同版，但行款截取位置与上二书略有不同，可能是排版调整所致。吉井和夫的论文大致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叙述元丰年间苏轼据张方平[22]所藏《楞伽经》在金山寺写刻的经历，叙述了当时的政治背景、苏轼的处境与访友交游情况以及《楞伽经》的禅宗教理。作者还对明人释惠凯《金山志》所引苏轼跋中的一句佚文进行了讨论，佚文为：“轼曰：‘此经在他人犹为希世之瑞，况于公乎？【我爱线报网】请家藏为子孙无穷之福。’”[23]吉井和夫认为，此话意味着苏轼曾一度婉拒写经的嘱托，其原因或与当时的政治状况及苏轼自身去向尚不确定有关。苏轼这段话确实罕见于诸文献，如《苏轼文集》以及宋刊苏写本等均未见。第二部分介绍了北宋时期刊行《一切经》及其传入日本的大致情况，并对小野玄妙未能见到的日本宫内省图书寮藏本予以确认：开元寺本与元祐版苏轼写刻本不同，包括蒋之奇序和苏轼跋在内，其字迹均非苏写。第三部分简要说明了宋刊《一切经》的现存状况及大部分现存日本的原因，并指出中国及欧美所存福州版大藏经数量稀少且多为零页断简。第四部分主要讨论苏东坡的书法艺术及其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并以《楞伽经》书风与传世苏轼书迹作比【我爱线报网】较，充分肯定苏轼写刻本的艺术价值。总之，吉井和夫的论文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也最有深度的研究论文。

在中国，由于知道这部宋刊苏写本的学者甚少，几乎没有相关研究。笔者于20世纪末看到《第五十六回大藏会展观目录》，获知日本京都东福寺藏有宋刊苏写本《楞伽经》，并走访东福寺询问详情[24]。当时，东福寺所藏宋刑书写本《楞伽经》因年久失修，已送有关机构修复，复询于修复机构。修复机构根据笔者研究的需要与请求，提供了卷首、卷中和卷末共六帧图片（图七~一二），这六帧图片也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最多、最清晰的图版。下文以小野玄妙、吉井和夫的文章为基础，对日藏宋刊苏写本《楞伽经》及先行研究未注意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图【我爱线报网】七 东福寺藏宋刊苏写本《楞伽经》局部

图八 东福寺藏宋刊苏写本《楞伽经》局部

图九 东福寺藏宋刊苏写本《楞伽经》局部

图一〇 东福寺藏宋刊苏写本《楞伽经》局部

二 刊刻时间与地点

日本东福寺藏苏轼写刻本《楞伽经》全文四卷，五万余字[25]，其中经文及后附苏轼“书楞伽经后”（简称“苏跋”）为苏轼手书上板镌刻而成。现将苏跋[26]（图一一、一二）节录如下：轼游于公之门三十年矣，今年二月，过南都见公于私第。公时年七十九，幻灭都尽，慧光浑圆；而轼亦老于忧患，百念灰冷。公以为可教者，乃授此经，且以钱三十万使印施于江淮间。而金山长老佛印大师了元曰：“印施有尽，若书而刻之则无尽。”轼乃为书之，而元使其侍者晓机走钱塘求【我爱线报网】善工刻之板，遂以为金山常住。元丰八年九月九日，朝奉郎、新差知登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骑都尉借绯苏轼书。

图一一 东福寺藏宋刊苏写本《楞伽经》局部

图一二 东福寺藏宋刊苏写本《楞伽经》局部

苏跋叙述了写刻《楞伽经》的缘由始末：先由张方平（即文中所称“公”）授苏轼此经，并捐钱三十万，以刻印流传于江淮；金山寺（在今镇江）佛印了元[27]则劝苏轼，不如亲手书写一遍《楞伽经》，以苏轼写刻本形式以广流传。由此可见，此经本确系苏轼写刻。苏跋称其于元丰八年在金山寺书写《楞伽经》，刻版成为“金山常住”，意即永存于金山寺。

卷尾略低苏跋一字格，附元祐三年（1088年）负责刻经的诸僧跋尾及其职衔与名号（简称“僧跋”）（图一二）【我爱线报网】：此经流布到福州，即元祐三年二月也。等觉禅院乃命工摹勒镂板，安之本院法宝毗卢大藏，愿此殊勋，与物同济。

都句当□契璋

同句当住庆成院赐紫沙门 潜洞

同句当住文殊院沙门绍登

都劝首住等觉院慧空大师 冲真

据跋尾可知，此经本在元祐三年传至福州等觉院后，即由等觉院组织僧人据以镂板翻刻，并纳入该院法宝毗卢大藏中保存。今检元祐本《楞伽经》，虽是重刻，但书风依旧很好地保留了苏字面貌。等觉院为福州东禅寺的别院，是北宋时期南方一处重要的刻经场所，约自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始，其住持冲真等高僧募资刻经，至崇宁二年（1103年）共刻经约六千卷，这些经书被称为《崇宁万寿大藏》[28]。宋元丰版苏写本《楞伽经》就是在这里重【我爱线报网】新翻刻的。

综上可知，东福寺藏宋刊苏写本《楞伽经》并非元丰八年原刻本，而是三年之后元祐三年重刻。跋尾所称“此经”流布到福州者当指元丰原刻本；元祐三年东禅寺等觉院“摹勒镂板”者，即我们现今见到的这部元祐重刻本。由此可以判断，元祐版乃据元丰版重新摹刻，并非依据苏轼手写底本直接摹刻上板。从两种版本刊刻时间仅隔三年及元祐版字迹逼似苏字等方面来看，福州东禅寺等觉院所获的元丰原刻本，必定是形神兼备的初刻初印本。

三 东寺本与东福寺本

目前可知，日本至少有东寺和东福寺两处藏有宋刊苏写本《楞伽经》。现对两寺所藏《楞伽经》做进一步探究。

关于东寺本，《重要文化财》著录图版[29]说明如下：

楞伽经卷第4〈东禅寺版苏轼写刻【我爱线报网】本〉帖尾。205 宋版一切经 6087帖 京都教王护国寺 折本装（大般若经卷第1） 28.3×11.2厘米 南宋时代。

《重要文化财》后附索引ⅳ：

楞伽经卷第四〈宋版 教王护国寺一切经中〉（楞伽经） 教王护国寺 京都。

另《东寺一切经目录》卷上[30]著录：

《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四卷 九十二纸 上五经十卷（《解节经》一卷十一纸、《相继解脱地波罗蜜了义经》一卷十八纸、《缘生初胜分法经》二卷二十三纸、《分别缘起初胜法门经》二卷二十二纸） 同帙。

关于东福寺本，《重要文化财》著录图版[31]说明如下：

宋版楞伽经 4帖 京都 东福寺 折本装 各27.0×11.2厘米 南宋时代。

《重要文化财》后附索引ⅳ：

楞伽经〈【我爱线报网】宋版〉（楞伽经） 东福寺 京都。

由以上两本的著录来看，有以下几个问题可以明确：第一，从现有的图版可以确认，两寺藏本为同一版本。第二，根据两寺所藏经本的著录信息可知，东寺本为《一切经》中的一种第一卷，东福寺本为单独的一部经本。第三，两者皆为折本装，东寺本92纸，版式尺寸28.3×11.2厘米，与东福寺本尺寸27.0×11.2厘米不同。按：东寺本因与前四经同帙，很可能未对版式略异的手书体《楞伽经》的尺寸进行单独测算，而是依照前四经的尺寸统一做了著录，故东寺本《楞伽经》的尺寸应以单经的东福寺本为准。宋刊苏写本《楞伽经》每页5行。东福寺本未见全本，不过提供的胶片皆标有拍照张数页码，卷末页码止于34，可【我爱线报网】知全本一共有34张（拍）。东福寺本分装为四册[32]，即《重要文化财》所著录的“4帖”。《东寺一切经目录》著录东寺本为“92纸”。第四，两寺所藏经本均被误定为南宋时期。如前所论，日藏宋刊苏写本《楞伽经》为北宋元祐三年福州东禅寺等觉院“摹勒镂板”。至于致误原因，可能出在东寺所藏《一切经》大多为南宋绍定五年（1232年）时印本[33]，而北宋刊苏写本《楞伽经》与南宋刻本的前四经同帙，遂将《楞伽经》误录成南宋本，并作为重要文化财上报。后来《重要文化财》《国宝·重要文化财大全》均循此误，将其著录成南宋本。其实，东福寺本当初并未确定为南宋，《第五十六回大藏会展观目录》只是笼统定为宋刊，或因见东寺如此著录【我爱线报网】，遂改定为南宋，东福寺网站至今仍将其著录为南宋。第五，两寺所藏宋刊苏写本虽出于同版，但有初印后印之分。由于公开的图版有限，所知信息大致如上。

东寺本与东福寺本虽出自同版，但也存在差异，可区分出孰先孰后、孰优孰劣。尽管两寺所藏版本信息不多，但仍可通过局部考察以观全局。东寺本目前公开的图版只有苏跋最后部分及僧跋，现将东福寺本相同部分一并列出（图一三∶1、2），以资比较。

第一，东寺本印墨似较浓，致使一些字的笔画因肥涨而略显失形。如第6行第9字“骑”，第8行第5字“到”末笔“亅”、第8字“即”右侧笔画“卩”，第11行第1字“庐”、第3字“藏”、第9字“物”及第11字“济”的左侧笔画。

第二，东寺本木版似有【我爱线报网】裂痕，致使字迹泐损。如第3行第7字“塘”的“广”笔泐损，第4行第6字“山”、第7行第4字“书”、第9行第11字“工”的底部横画均泐损，第5行第2字“月”中、第5字“朝”右侧有缺笔，第9行第7字“禅”末笔泐损，第10行第11字“毗”中间有横穿版裂痕迹。

从印本版面、字迹及木版保存状况来看，东福寺本略胜于东寺本，相对于东福寺本而言，东寺本为后印本。东福寺本卷末有两行墨书题记（图一三∶3），内容为：“楞伽四卷，一曝十寒，不忍看蠹蚀而碎烂，故命工修整焉。宽文十一禩辛亥仲冬日，师刚藏司。”[34]据题记内容可知，东福寺本曾经过修复，这可能是东福寺本保存状况优于东寺本的原因。

图一三 日藏宋刊苏写本《楞伽经》【我爱线报网】局部

1、东寺藏

2、3. 东福寺藏

四 余 论

日藏宋刊苏写本《楞伽经》前有蒋之奇序（图七~九），后附刻经僧跋（图一二），虽皆为苏轼手书体，但可能并非苏轼手写。从时间上看，原版刻于元丰八年，元祐三年版是据元丰八年版镌刻，蒋之奇序与僧跋都不应出现于元丰版中。因为蒋序明言：“之奇尝苦《楞伽经》难读，又难得善本。会南都太子太保致政张公施此经，而眉山苏子瞻为书而刻之板，以为金山常住。金山长老佛印大师了元持以见寄。”这说明元丰版付梓刊行后，佛印了元才寄赠蒋之奇，故蒋序应写于元丰版之后。至于僧跋，已署年月“元祐三年二月”，则此跋更无可能出现于元丰之时。笔者推测，蒋序和僧跋系元祐三年等觉院据元丰版重刻时加上，为使【我爱线报网】版面美观及字迹统一，镌板时又请苏轼补书或仿苏体写刻而成。从字体上观察，蒋序字体僵硬呆板，与经文的苏轼字迹（图一○、一一）差异甚大，像是模仿苏体写刻的[35]；而僧跋似更近苏字，是否请苏轼补书不得而知。

众所周知，日本东福寺开山鼻祖为圣一国师圆尔辩圆（1202~1280年）。他曾于南宋端平二年（1235年）入宋，寻访名师求法，最终至杭州径山拜大师无准师范[36]为师，勤修佛法凡六年，于淳祐元年（1241年）修成回国。他在中国学佛修法时广收典籍，回国时带回经卷书籍1000余卷[37]，携归者当为宋版书籍。检东福寺网站文化财“书迹·典籍”栏目，包括宋刊苏写本《楞伽经》在内，著录的宋刊书籍就有15部之多【我爱线报网】，其中列入国宝者有宋版《太平御览》、宋刊本《义楚六帖》，其他宋刻也列为重要文化财。东福寺藏北宋刊苏写本《楞伽经》四卷也许就在圆尔辩圆当年从中国带回的1000余卷书籍中。若然，则宋刊苏写本《楞伽经》传入日本的具体时间应该在淳祐初年。

关于日藏宋刊苏写本《楞伽经》的情况，就笔者所知大致考述如上，其中还有很多不明确之处，有待今后继续讨论。据小野玄妙论文可知，日本京都的醍醐寺和知恩院均藏有《一切经》，其中是否有元祐版苏写本《楞伽经》不得而知。如果醍醐寺与知恩院也藏有宋刊苏写本《楞伽经》，加上东寺和东福寺所藏，那么日本仅京都就藏有四部宋刊苏写本《楞伽经》。宋刊苏写本《楞伽经》约五万字，1085年初刻于镇江【我爱线报网】金山寺，1088年重刻于福州东禅寺等觉院，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写刻本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学术价值。众所周知，北宋初期雕版印刷开始大规模普及，同时促使刊行法帖的风气盛行，而后者不仅可以传播文字内容，还具有保存文字形态的功用。可以说，宋刊苏写本《楞伽经》就是这一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注释：

[1]宋刊写刻本留存至今者十分稀少，即使有存亦多为后世翻刻重刻者。尽管苏轼一生抄书甚多而抄经尤多，但流传下来的宋刊苏轼写刻本仍属凤毛麟角。关于苏轼手抄佛经方面的研究，可参考刘金柱《苏轼抄写佛经动因初探》，《佛学研究》2003年总第12期。

[2]岑学吕《云门山志》第五篇《中兴》，第121页，上【我爱线报网】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3]谢水顺《福州鼓山刻经》，《文物》1983年第8期。

[4]道霈禅师（1615~1702年），字为霖，别号旅泊，又号泛庵，福建建安（今建瓯）人，福州鼓山涌泉寺第六十五任住持。

[5]《乾隆大藏经》，中国书店，2009年。

[6]《中华大藏经》，中华书局，1993年。

[7][日]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编《大正新修大藏经》，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91年。

[8]（唐）法藏《入楞伽心玄义》，《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9册，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91年。

[9]《苕溪渔隐丛话前后集》卷二七“张文定”条：“苕溪渔隐曰：‘《楞伽经》文字简古，读者或不能句。近时有闽人杨彦国深究宗乘，遂笺注此经【我爱线报网】，仍析为七十一分，每分以偈赞之。读之，其意晓然可见。’”（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后集》（三），第184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

[10][日]小野玄妙《关于北宋元祐二年版苏东坡书〈楞伽经〉》，《佛典研究》1929年第一卷第五号。后收入小野玄妙《佛教的美术和历史》，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37年。此“二”应是“三”之笔误。

[11]东寺，亦称教王护国寺，位于日本京都。创建于823年，是弘法大师空海（774~835年）真言宗开宗道场。

[12]宫内省图书寮，即今宫内厅书陵部，建立于明治十七年（1884年），是日本皇家藏书机构。

[13]即宋福州开元寺版《大藏经》，是福州开元寺住持本明及地方人士募化雕造【我爱线报网】并刊行民间的汉文藏经。雕造始于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终于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后又有续雕。全藏总计1451部6132卷，分作595函。此藏在中国已基本亡佚，日本存有部分印本，分存于宫内省图书寮、东寺、上醍醐寺、知恩院、高野山劝学院等处。

[14]蒋之奇（1031~1104年），字颖叔，常州宜兴人。嘉佑二年（1057年）进士，官太常博士，后升为监察御史。宋神宗时转为殿中御史，后贬官为监道州酒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知枢密院事。崇宁元年（1102年），出知杭州，以疾归。崇宁三年（1104年）卒。《宋史》卷三四三有传。

[15]知恩院位于日本京都，初建于日本承安五年（1175【我爱线报网】年），是日本净土宗的总本山。

[16]醍醐寺位于日本京都，寺分两部分，山下为下醍醐寺，山上为上醍醐寺。传为日本真言宗开宗祖师空海的徒孙圣宝于874年创建，是日本佛教真言宗醍醐派的总寺。

[17]福州东禅寺等觉院版，又称福州本、闽本、越本，赐名《崇宁万寿大藏》。此版为东禅寺等觉院住持冲真等于元丰三年（1080年）发愿募刻，于崇宁二年（1103年）刻成。

[18]东福寺位于日本京都，建于1239年，是临济宗东福寺派的总院。

[19][日]文部省文化厅监修《重要文化财》第21册《书迹·典籍·古文书Ⅳ》，第114、119页，每日新闻社，1977年。

[20][日]文部省文化厅监修《国宝·重要文化财大全》第7册《【我爱线报网】书迹》（上卷），第722、729页，每日新闻社，1998年。

[21][日]吉井和夫《苏东坡书写〈楞伽经〉考》，《东洋艺林论丛》，平凡社，1985年。

[22]张方平（1007~1091年），字安道，号乐全居士，谥文定，应天府南都（今河南商丘）人。北宋名臣，对苏轼父子有知遇之恩，尤其在“乌台诗案”中更是对苏轼有救命之恩。著有《乐全集》40卷。

[23]《说郛》卷九七所收明释惠凯《金山志》中记录有苏轼这一段佚文。（明）陶宗仪等《说郛三种》，第13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24]因为当时笔者在日本工作，得此信息后立刻访书，后将所获图片收进《古籍版刻书迹例说》，并有简单解说。祁小春《古籍版刻书【我爱线报网】迹例说》，第63~65、237页，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

[25]据统计，经文为49812字，加上序跋为51509字。

[26]《苏轼文集》卷六六题作“书楞伽经后”，参见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日本内阁文库藏宋本《东坡集》卷四○题作“书楞伽经后一首”，参见[日]竺沙雅章解题《东坡集》，汲古书院，1991年。

[27]佛印禅师（1032~1098年），法名了元，字觉老，俗姓林，饶州浮梁（今江西景德镇）人。宋代云门宗僧，苏轼之方外知交。

[28]“崇宁万寿大藏”简称为“崇宁藏”，详见沈乃文《宋雕“崇宁藏”“毗卢藏”残卷考》，《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3期。关于“崇宁藏”的【我爱线报网】命名，沈文有如下说明：“此藏开始只称‘大藏经’，后因以藏进献徽宗皇帝，祝延圣寿，于崇宁二年（1103年）奉敕，赐名《崇宁万寿大藏》。再以后，又因其所在地名和寺名被称为‘福州东禅寺大藏’或‘东禅寺万寿大藏’，当今简称‘崇宁藏’。”可见，在不同时期此藏的名称不一。《楞伽经》僧跋云“毗卢大藏”，或是元祐时期的一个特别名称。

[29]同[19]，第114页。

[30][日]高楠顺次郎等《昭和法宝总目录》第二卷，第1003页，《大正新修大藏经》，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91年。

[31]同[19]，第119页。

[32]东福寺网站文化财“书迹·典籍”栏目著录为“重文宋刊本楞伽经（苏轼写刻本）4册南宋”。https【我爱线报网】：//tofukuji.jp/property/#calligraphy，2022-11-15.

[33]《关于北宋元祐二年版苏东坡书〈楞伽经〉》有如下表述：“说起元祐三年，正好为我国白河天皇宽治二年（1088年），是距今已842年的事了。而东寺所藏《一切经》的刻印，则是比此晚约150年的南宋绍定五年的事了。”或许是缘于对小野玄妙这段话的误读。

[34]题记署宽文十一祀（1671年），师刚藏司不详，或为当时东福寺住持，他曾主持修复此经。

[35]蒋之奇传世书迹，除了墨迹《北客帖》《辱书帖》《跋怀素〈自叙帖〉》外，还有一些石刻，但风格与此序文相去甚远，故可判断序文绝非蒋书。此元祐本《楞伽经》是据元丰金【我爱线报网】山寺版重刻，因后者已散佚，故无法比较，只能推测蒋序是仿苏字写刻而成。

[36]无准师范（1177~1249年），名师范，号无准，俗姓雍氏，四川梓潼人。无准师范禅师被誉为“南宋佛教界泰斗”，在茶文化传播日本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7][日]白石虎月《东福寺志》，思文阁出版株式会社，1979年。

原文发表于：《文物》（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