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实感”论 ——以鲁迅、胡风提供的经验为例

一、问题的提出：名教时代与文学提供的可能性

在上海某高校的一次会议上，诗人翟永明朗读了自己关于母女两代对话的作品《十四首素歌》，“朗诵结束后，一位学理工出身的妇女拦住我，责问我为什么不像某些诗人那样用母亲这一形象来歌颂祖国，同时认为我所抒写的‘母亲’这一形象是她（她使用‘我们’，意即与她一样用惯性思维把‘母亲’这一名词指称为某个固定理想的一群人）所‘不懂’的”[86]。在这位受过高等教育又有着留学背景的女士以及她所谓的“我们”心目中，母亲=祖国，这一经由诗歌所体现的伦理观颠扑不破。将祖国比喻成母亲无可厚非，危险的是，任何试图将母亲还原为原始语义、具体【我.爱.线.报.网.】52xbw .cn 每日持.续更新.可.实操.的副.业.形象和私人命名的努力，会遭致“听不懂”、“缺乏现实感”的责难。这似乎给创作带来了很大压力，于坚早就感叹过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说出“大树”竟然变得“极为困难”：“第一个接受者理解他是隐喻男性生殖器。第二个接受者以为他暗示的是庇护，第三个接受者以为他的意思是栖息之地……第X个接受者，则根据他时代的工业化的程度，把树作为自然的象征……”[87]今天的文学创作已经越来越丧失“实感”，这就是朱小如先生指出的：“仔细考量这一代作家在功成名就后的平常生活和创作出来的作品之间的关联。不难发现他们都已不再具有写作初期那种‘自然的、时刻体验着’的与生活肌理交融，血脉相连关系。”[88]文学不再面对元气淋漓的生活世界【我.爱.线.报.网.】52xbw .cn 每日持.续更新.可.实操.的副.业.，而仿佛只是面对一大堆僵硬的符号与说教。我把这理解为现代名教的症候。“名教”本来特指以正名定分为主的封建礼教，本文主要借用其中立“名”为教的意思[89]。所谓立“名”为教，往往是抹擦掉立“名”过程中的造作、构制，而化为自然、“天性”。这就是上面那位妇女心中“母亲=祖国”这一等式的形成，她进而理直气壮地以此来要求文学，对于事物的编派、说教，自以为是而又肆无忌惮地遮蔽、取缔了事物本身，这种遮蔽、取缔的力量畅通无阻，强大到排斥任何质疑，而再生产的过程从人为的操作变成自然的心理认同，也就是说，名教压抑性的生成，往往是启动一种内在化的机制，将对名教的臣服锲入人的感性世界，在生存活动中“习惯成自然”般的显【我.爱.线.报.网.】52xbw .cn 每日持.续更新.可.实操.的副.业.现。这样的支配、“治理”方式比之于传统压迫，更为隐蔽而不易为人所察觉。

借上面那个例子来说，我们如何从现代名教的陈腐说辞中解救出对“母亲”朴素的感受？福柯将“反抗”描述为：“通过繁复、并置、解脱来发展行动、思想和欲望，而不是借助不断划分和金字塔式的等级制，摆脱和各种旧的否定性范畴之间的联系。……更注意肯定的、多样的、差异的而非统一的，流动的而非一体性的，灵活安排的而非系统的。相信游牧而非定居才是具有生产性的。”[90]在此，灵动变易的文学似乎更具备反抗的可能。可与此相参证的是苏珊·桑塔格提出的“新感受力”，她发现“现代生活的所有状况”“钝化了我们的感觉功能”、“毒害我们的感受力”，“我们感性体验【我.爱.线.报.网.】52xbw .cn 每日持.续更新.可.实操.的副.业.中的那种敏锐感正在逐步丧失”。所以，“现在重要的是恢复我们的感觉。我们必须学会去更多地看，更多地听，更多地感觉”，把感性从僵死的程式与教条中解放出来，成长为一种“新感受力”。就像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危险在此解救亦在此一样，桑塔格在感性领域觉察到了败坏之象（感性世界被现代名教编制的僵硬话语所填塞，感知模式被现代名教生成的“特殊形态的逻辑”所侵蚀），同时也从这里起步寻求希望，而艺术的特征正在于“更新和培养感受力和意识”、“改变滋养一切特定的思想和情感的那种腐殖质”[91]。其实，自浪漫派和席勒开始，就不断有思想家试图通过审美在感性世界中进行“去蔽”一般的更新来实现人的解放，恢复与生命直接接通的【我.爱.线.报.网.】52xbw .cn 每日持.续更新.可.实操.的副.业.感性的优先地位。更简单一点说，既然压迫已经深入到了感性的、无意识的和想象的领域，那么“文学”原就是针对这个领域，甚至可以说开创了这个领域，自然应该在这个领域中发挥作用[92]。这样，文学就重新具备了生产性和反抗的可能。20世纪初，鲁迅正是通过主观内面世界的考察而发现了“伪士”[93]与名教膨胀（他以“恶声”来形容），针锋相对，他借力而展开反抗的基点，正是“心声”、“内曜”，而能对“心声”、“内曜”施以正本清源作用的，舍“文学”其谁？

按照胡塞尔的看法，欧洲文明是一个哲学的文明，自从哲学在希腊诞生以来，欧洲人就生活在科学文化中，这个文化传统使得西方人以为可以在自由、理性等理论活动与概念框架内最终理【我.爱.线.报.网.】52xbw .cn 每日持.续更新.可.实操.的副.业.解自我和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但恰恰是科学使得我们疏离了生活世界和我们自己的生命。哲学家没有负起沟通科学和生命的责任。这个时候，米兰·昆德拉说，哲学家把表述人对世界的具体感受的任务让给了诗人和小说家[94]。文学源于具体的生存领会，源于灵动活泼的“心”。鲁迅挣脱种种“恶声”之后而益信“心声”之可贵，竭力为文学争取必要的空间，理由之一正在于，“诗人和小说家”可以从名教世界中拯救出我们对世界的“具体感受”。现代名教的膨胀与理性引导的世界秩序及知识体系世界观的确立交相纠缠，而文学与此有殊途之处，个中差别有位现代学者做过总结：“哲学解释自然，乃从自然之全体观察，复努力以求解释之。科学实验自然，乃为自然之部【我.爱.线.报.网.】52xbw .cn 每日持.续更新.可.实操.的副.业.分的观察，以求实验而证明之。文学描写自然，科学家实验自然之时，必离我与自然，即以我为实验者之谓也；文学家描写自然之时，必融我入自然，即我与自然为一之谓也。”[95]显然，这里的意思并不在于文学对抗哲学、科学，套用海德格尔的语汇，文学提供了一种理解此在与存在之关系的可能性，文学与哲学、科学这三者对自然世界的不同理解方式对人类而言都是必要、重要的，我们只是警惕其中一者的逾度而变成独霸一切、压抑他者的权威，“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趋于无有矣”[96]。王元化先生说：“倘使一旦偏离了作为感性形态的具体现象去侈谈本质，不管在什么动听的【我.爱.线.报.网.】52xbw .cn 每日持.续更新.可.实操.的副.业.名义下，都会造成一种抽象思维的专横统治。”[97]文学与“作为感性形态的具体现象”有着天然的亲密性，重视文学，就是为了提供一种警惕、反抗现代名教“专横统治”的可能性。这其中，“实感”是一种重要的资源，以下主要通过鲁迅与胡风的经验来探讨其内涵与特征[98]，最终我们会发现，这不仅是文学的问题，同样可以沟通在何种意义上，知识的生产才是有效的。

二、实感的内涵：创作过程中对生活保持血淋淋的心灵感受的可靠途径

瞿秋白曾把中国现代“文人”的特征概括为：“对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不会有亲切的了解，往往会把自己变成一大堆抽象名词的化身。一切都有一个‘名词’，但是没有实感。……对于实际生活，总像雾里看花似的，隔着【我.爱.线.报.网.】52xbw .cn 每日持.续更新.可.实操.的副.业.一层膜。”[99]实感与“抽象名词”的分立，可以溯源至《庄子·逍遥游》：“名者，实之宾也。”这里的“实”意味着实际内容；借用胡风的意思，所谓“实感”，首先是指主体对“具体事物和运动”的直接的、实在的“经验”与“感觉”（而非“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并且在文字中呈现这一“经验”与“感觉”。按照胡风的推论，“语言是极老实、极诚恳的东西”，它亲密地附着于“被客观事物所引起的感觉”，而如果“原来就没有实际事物和运动的感觉”或者在“使用中失去了具体事物和运动的感觉”，那么根本就没必要去放言高论这种没有实感的“陈词滥调”[100]。实感在此相当于鲁迅珍视的所谓“实地经验”[101]。同时我们也可以看【我.爱.线.报.网.】52xbw .cn 每日持.续更新.可.实操.的副.业.出，对于脱离实际的、空洞的名教世界的积聚、膨胀，实感能够起到抑制的作用。

霍布斯曾这样定义“感觉”：“‘感觉’是一种影像，由感觉器官向外的反应及努力所造成。”[102]不妨以此为参考来定义“实感”：要力图呈现出对于“实际生活”、“具体事物和运动”的真实、实在的“影像”，必须通过感觉器官的“反应及努力”，也就是说，实感指向的是主体的一种能力，恰如桑塔格所谓的“透明”：“透明是指体验事物自身的那种明晰，或体验事物之本来面目的那种明晰”，这是“艺术——也是批评——中最高、最具解放性的价值”[103]，用胡风的话说，即“感应力的新鲜”[104]。

按照上述定义，实感力图呈现出具体事物和生活世界的原貌，昭示【我.爱.线.报.网.】52xbw .cn 每日持.续更新.可.实操.的副.业.着一种“回到事物本身”的力量；但它又并非简单地如“白板”一般无损耗地复制客观原貌（事实上这也没办法做到），实感无法戒绝主体的介入，它本就是一个同主客体“融然无间”的化合过程紧密结合的概念。胡风早就启示我们在这样一个复杂而精微的张力形态中来把握实感：

主观公式主义者以为他自己是思想（当然是“革命思想”，“绝对理念”的摩登形态）的工具，所以在作品里面用人物这个工具来说明“思想”；因而，那并不是从客观对象把握出来的真实，只不过是由于他自己那一种“意识的存在”的活动特性，使他的“思想”和他的“人物”实际上反而成了他自己的“工具”的。……客观主义者以为他自己是客观对象的工具，只要“实事求是地去观察它，熟悉【我.爱.线.报.网.】52xbw .cn 每日持.续更新.可.实操.的副.业.它”，不让实事求是后面有什么主观要求在把握（认识反映）过程里面起作用，客观对象就可以原样地装进他自己这个“工具”里面而被反映出来；然而，那并不是什么真的客观对象，只不过是他自己的只能在客观对象的局部性或表面性上面飘浮或向它屈服的“意识的存在”的投影，他的“人物”实际上是被他的“意识的存在”所歪曲所虚伪化了的。……现实主义者……从对于客观对象的感受出发，作家得凭着他的战斗要求突进客观对象，和客观对象经过相生相克的搏斗，体验到客观对象的活的本质的内容，这样才能够‘把客观对象变成自己的东西’而表现出来。在现实主义者，创作过程是一个生活过程，而且是把他从实际生活得来的（即从观察它和熟悉它得来的）东西经【我.爱.线.报.网.】52xbw .cn 每日持.续更新.可.实操.的副.业.过最后的血肉考验的、最紧张的生活过程。[105]

首先，文学必须是从“客观对象”、“实际生活”出发，而不是从任何“‘革命思想’，‘绝对理念’的摩登形态”出发，这个起点必须是未经现代名教所分割、图解的现实。黑格尔的美学服务于他的“理念”，但他对艺术创作的独特性有着深刻认识，他将“明确掌握现实世界中现实形象的资禀和兴趣”作为“创造活动的首要条件”：“在艺术和诗里，从‘理想’开始总是很靠不住的，因为艺术家创作所依靠的是生活的富裕，而不是抽象的普泛观念的富裕。在艺术里不像在哲学里，创造的材料不是思想而是现实的外在形象。所以艺术家必须置身于这种材料里，跟它建立亲切的关系；他应该看得多，听得多，而且记得多。【我.爱.线.报.网.】52xbw .cn 每日持.续更新.可.实操.的副.业.”[106]文学艺术的起点是“生活的富裕，而不是抽象的普泛观念的富裕”，所谓“生活的富裕”，就是指通过“置身”生活世界，“跟它建立亲切的关系”，而获得“明确掌握现实世界中现实形象的资禀和兴趣”。而这与实感是相沟通的，“实”在汉语中本就有充实、富裕之意。

其次，保持主体对对象的直接的、与原始状态的接触，这是无比重要、必要的，但是只到此为止是不够的，或者以为“不让实事求是后面有什么主观要求在把握（认识反映）过程里面起作用”则更属浅见。实感本就指“作家对现实的深知，对于现实生命的深刻的感受”[107]，它离不开作家积极主动的姿态与感应力对现实的突击，但之所以强调“感应力的新鲜”，是指这种感应力的发源并【我.爱.线.报.网.】52xbw .cn 每日持.续更新.可.实操.的副.业.不是被现代名教所钝化的主观世界（要警惕精神空间被由外而内、自上而下所灌输、抛售的“理念偶像”所充斥。在此可以参照王元化先生的意见：“作家的认识活动只能从作为个别感性事物的形象出发。在全部创作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游离于形象之外从概念出发进行构思的阶段。”[108]）。实感既是突破概念、符号的牢笼（瞿秋白所谓“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客观事物被主观精神突入，彼此化合——主体发扬战斗精神来“克服”对象，即“深入、提高”；而对象也“克服”主体，即“扩大、纠正”——之后，在主体内部形成的感受、认识；也是作家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对生活保持血淋淋的心灵感受的可靠途径，实感在此又可以实体化为指向这一途径、达【我.爱.线.报.网.】52xbw .cn 每日持.续更新.可.实操.的副.业.成这一体验过程的力量：“作家的思想态度上没有和人民共运命的痛烈的主观精神要求，黑暗就不能够是被痛苦和憎恨所实感到的黑暗，光明就不能够是被血肉的追求所实感到的光明，形象就不能够是被感同身受的爱爱仇仇所体现出来的形象”[109]。

在胡风那里，主观公式主义者与客观主义者其实一体两面，都是名教的奴隶，而实感正是在对上述二者的抵拒中彰显其内涵的。这样一番对创作过程的体认，在我国古典文论中实有深厚传统。《文心雕龙·物色篇》有过这样的话：“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随物宛转”“与心徘徊”向为历代论者所重（纪昀评此八字“极尽流连之趣”），而王元化先生的注疏尤为周彻妥帖：“‘随物宛转’【我.爱.线.报.网.】52xbw .cn 每日持.续更新.可.实操.的副.业.是以物为主，以心服从于物。换言之，亦即以作为客体的自然对象为主，而以作为主体的作家思想活动服从于客体。相反的，‘与心徘徊’却是以心为主，用心去驾驭物。换言之，亦即以作为主体的作家思想活动为主，而用主体去锻炼，去改造，去征服作为客体的自然对象。……在创作实践过程中，作家不是消极地、被动地屈服于自然，他根据艺术构思的要求去改造自然，从而在自然上印下自己独有的风格特征。同时，自然对于作家来说是具有独立性的，它以自己的发展规律去约束作家的主观随意性，要求作家的想象活动服从于客观真实，从而使作家的艺术创造遵循现实逻辑轨道而展开。”这里“服从”、“约束”、“遵循”、“锻炼”、“改造”、“征服”就可以视作指【我.爱.线.报.网.】52xbw .cn 每日持.续更新.可.实操.的副.业.向胡风主客观化合论中“克服”、“化合”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上述物我之间的对立，“始终贯串在作家的创作活动里面，它们齐驱争锋，同时发挥各自的作用，倘使一方完全压倒另一方，或者一方完全屈服于另一方，那么作家的创作活动也就不复存在了”。具体而言，“仅仅以心为主，用心去驾驭物，就会流于妄诞，违反真实”，如同主观公式主义；“仅仅以物为主，以心屈服于物，就会陷入奴从、抄袭现象”[110]，恰似客观主义。以上这番沟通，完全可以启发我们在一个心物交融、主客化合的张力结构中来淬炼文学实感。

文学创作与知识生产在实感的支撑下，要实现的是这样一个过程：从对于“活的人生真实”的真切把握出发，通过“相生相克的搏斗”，“‘【我.爱.线.报.网.】52xbw .cn 每日持.续更新.可.实操.的副.业.把客观对象变成自己的东西’而表现出来”，即“用自己的肉体和心灵把握到了的真实”[111]。如果相反，作家首先依靠、迁就现成的说教和符号，忽略和现实生活的血肉搏斗和情感上的感同身受，就会与实感渐行渐远：

由于这种理论的影响和压迫，使他们不敢表现他们的真实感受，但他们又不愿照“理论”去说谎，就不能不发生了反感和怀疑。但时间愈久，这种“理论”的“威信”愈高，他们终于对自己的感受也采取了怀疑的态度，逐渐冷了下来，对现实无动于衷或熟视无睹了。[112]

放弃了主体与现实之间相生相克的“艰难痛苦”的过程，对现实探入的触角开始松弛，在名教压迫下，逐渐远离实感，“时间愈久”，“这种‘理论’的‘威信’愈高”，则创作【我.爱.线.报.网.】52xbw .cn 每日持.续更新.可.实操.的副.业.精神愈是疲软、衰竭，“冷了下来，对现实无动于衷或熟视无睹”，甚至一变成为名教的“支持者或传播者”。上文中的“理论”，特指新中国成立以来由“太平观念”和“革命的乐观主义”所酿制的公式化写作，今天它可以指形形色色的流行观念、口号与意识形态……实感是一道挺立在临界点的标准，丧失了实感，就容易倒向名教的怀抱；争得了实感，就能够胀破僵化的名词符号，也就是胡风常说的：“理论已经失去了理论的形态，它已经变成了作家的思想要求，思想愿望”[113]。

三、实感的意义：文学的态度与知识生产的有效性

诚如上文所述，实感要求“置身”生活世界，“跟它建立亲切的关系”，从而获得“明确掌握现实世界中现实形象的资禀和兴趣”。所谓【我.爱.线.报.网.】52xbw .cn 每日持.续更新.可.实操.的副.业.“置身”，最简单地说，就是不脱离具体事物、日常生活……文学“应该把握那些最基本的东西”，“能在文学史上留下来的作品，它们所描述的大多是生活中基本的事物，日常的、具体的”[114]，文学的精神从来不是凌空蹈虚的而必须扎根于此，实在地从具体事物的细节中生长出来。《论语》“阳货篇第十七”有一段：“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尚比兴，多取眼前事物，比类而相通，感发而兴起。所以林林总总的鸟兽草木，凡俗人世的闾巷琐细，莫不寄寓着高尚情志。钱穆先生对这段话的评述是：“俯仰之间，万物一体，鸢飞鱼跃，道无不在。”就是从鸟兽草木出发，可以【我.爱.线.报.网.】52xbw .cn 每日持.续更新.可.实操.的副.业.“广大其心，导达其仁”[115]。文学在生活世界的细微呈现中开掘出通往精神价值的通道。

一位学者曾这样反省：“陷溺在符号的八卦阵中，其实已让我们产生了双重的断裂。我发觉自己生活在符号中后付出了无可挽回的代价，那就是我已经失却了对于生活的真切与实在的感受。”[116]“陷溺在符号的八卦阵中”使人“失却了对于生活的真切与实在的感受”，这也就是名教的危害：将个人的存在从其置身的世界中、从其与周遭事物的交互关系中抽离出来；那么反过来，如果我们葆有实感，则能够有力地抵拒名教膨胀，而葆有实感的关键显然在于置身生活世界而不脱离，否则“对于生活的真切与实在的感受”就是空谈。而文学恰恰为此提供了助力，饱含着实感的【我.爱.线.报.网.】52xbw .cn 每日持.续更新.可.实操.的副.业.文字、文学，来自与具体事物最直接的接触，“我与自然为一”，将“具体事物和运动”“直笼其辞句中”，认可这样一种文学，就最大限度地关联着生活世界，也就是说，主体直接置身于存在，而不是被关于存在的种种整合、编排所淹没。鲁迅发现“伪士”“精神窒塞”、“躯壳虽存，灵觉且失”，其征象表现为“昧人生有趣神閟之事，天物罗列，不关其心”，鲁迅由此启发世人：与“百昌”、“万物”保持生动、息息相关的呼应，用文学的“顾瞻百昌，审谛万物”来涵养“灵觉”，这是抵拒“伪士”与“名教”的一种力量[117]。胡风的一系列命题，主观战斗精神、自我扩张、主客观化合、形象思维等等，无不强调人的生命本体与对象接触的绝对必要性，力求在人【我.爱.线.报.网.】52xbw .cn 每日持.续更新.可.实操.的副.业.的认知与对象之间构成一种没有中介的对应关系，在主体与客体对象之间戒绝被任何形态的名教训诫所阻隔，“把自己置身于对象之内”。

再往根处说，“把自己置身于对象之内”与海德格尔所谓把世界把握为图象[118]是两种对立的思维方式。在后者，人成为主体的同时世界被把握为图象，人的僭越表面上使得人高大、自由，实际上却沦落为用于规划、建造的原料。现代名教“挟大势以发声”（《破恶声论》），根本上就是“挟大势”的强力迫使“名”的种种符号承载现代意识形态，这些形形色色的现代意识形态必然施行主体化的人对于图象化的世界的宰制，而这同时就是不关涉人心的规划思维，还是借鲁迅的话说，“不关其心”，遂使“人丧其我”。“把自己置身【我.爱.线.报.网.】52xbw .cn 每日持.续更新.可.实操.的副.业.于对象之内”恰与此相悖反，世界不是被规划、宰割的图象，而自有其活泼流转的生命，人是主体，世界也是主体，对晤交流，会契于心，恰如李白的诗：“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这首五绝，在鸟飞云去的天地环抱中，创造出“传‘独坐’之神”的境界（沈德潜：《唐诗别裁》），那人与自然相对而视间的含情脉脉，是真正的千古风流。这就是一种文学的态度，文学艺术处理的是实存、丰富，戒绝简单庸俗的思维与规划造作的工程，文学依凭着实感来亲证自然与生命，在二者间建立生动、回环的联系，由此生发，亦受其涵养……

鲁迅素来不以严格的概念、范畴和逻辑推理作为表达手段，而是依据人鲜活的实感与生存体验来形成一种切身的、【我.爱.线.报.网.】52xbw .cn 每日持.续更新.可.实操.的副.业.不脱离感性经验的判断：“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出发，而是从具体的事实出发的，在现实生活中得其结论”[119]。从根本上说，鲁迅把握世界的方式是一种文学的方式，具体到他的思想形态与知识生产方式，更是与文学具有同一性。鲁迅之所以能够避免众多同代人因理念操作的失度而身陷名教世界的命运，根本上源于文学的成全。文学这一“终极的场所”使得思想消逝于其间复又诞生于其间。文学，以及种种学说、主义、思想等，都不是空洞的名词堆砌与冷漠的符号操作，而必须在最深切的生命经验背景上具化、证验、展开、落实；高蹈的对于现代理论的依附，只要无从与实感经验和个人内心发生深切的关系，统统不可靠。胡风受到鲁迅启发，在一个充斥、膨胀着形形【我.爱.线.报.网.】52xbw .cn 每日持.续更新.可.实操.的副.业.色色的“合理概念”的时代中，勉力为文学“自己的道路”辩护。按照鲁迅、胡风的思路，要揭破名教，须得将“合理概念”化为自身的血肉，这样一个过程，不是去否定诸如“健康的人生观”的“一般原则”，以及“人民的要求”、“革命的主题”等为一个时代所共享的“至理”，而是要求主体通过“对于具体历史情势下面的具体事象的理解或感应”来承接这些“原则”、“至理”，收归个人、含纳于心。胡风以为，这是一条“文学的路”、一条文学“自己的道路”[120]。

收归个人、含纳于心，首先指向的是一种立身处世之“本”：从实感经验出发对生命本源的体会、了悟（不为名教训诫所隔），由此来沟通、体贴生活与世界。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反抗名教，就如【我.爱.线.报.网.】52xbw .cn 每日持.续更新.可.实操.的副.业.同赛义德所谓“对理论进行抵抗”：“批评家的本职工作就是对理论进行抵抗，使理论向历史现实敞开，向社会、向人的需要和利益敞开，指向取自处于阐释领域之外或边际的日常生活现实的那些具体事例。”[121]比如在鲁迅那里，启蒙必须在诚实的生命源头上得以确立：在现代中国，思想与价值，必须褪去抽象甚至僵固的“名”的形态，转而肉身化，被个体的血肉挣扎所检验，被生命气息所浸润。鲁迅曾感叹“今之中国，其正一扰攘世哉！”，正因为“伪士”当道，名教遂风靡天下。但是他“未绝大冀于方来，则思聆知者之心声而相观其内曜。内曜者，破黮暗者也；心声者，离伪诈者也”[122]。“内曜”、“心声”，都不是“靠着‘多数’”、“外来”、“【我.爱.线.报.网.】52xbw .cn 每日持.续更新.可.实操.的副.业.自上而下”的声音，而是人发自内心的真的声音（“诚于中而有言”），这才是启蒙。西文中enlightenment一词的原义（“照亮内心”）同样指向人内心的自觉。鲁迅褒扬“白心”，珍视其中与生命本源相接通的自由畅达的创造力，从这一意义上说，启蒙与“内曜”、“心声”、“白心”本无扞格，原为同一。进而，“伪士”与反抗名教者揭示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待现实与进入知识活动的方式：以现代名教组织出来的种种口号、标语来宰割现实；依借实感，从生命最深切处摸索现实，求得“对于具体历史情势下面的具体事象的理解或感应”。前者“急于坐着概念的飞机去抢夺思想锦标的头奖”[123]，攘臂争先自命新潮、先进，甚或“腾空俯视”，以为【我.爱.线.报.网.】52xbw .cn 每日持.续更新.可.实操.的副.业.“把思想概念当作一面大旗，插在头上就可以吓软读者的膝盖”[124]，但实则为名教“大势”所挟持而“灭裂个性”、“人丧其我”。后者从切己处出发，没有“腾空俯视”的姿态，却是对己对人对世界的负责，胡风所谓“极老实、极诚恳”[125]。但也正因为他不为名教所惑而从生命经验最深切处出发，则其追索方式必与流俗判然有别，唯“声发自心”故“自别异”，这一精神上的探索者往往遭遇心灵内部的巨震，鲁迅、胡风莫不如此，这就是“挣扎”。现代以来，许多知识分子都希望找到一条终南捷径而取代血淋淋的自我搏斗，在所谓的“终极真理”面前安于做一个廉价的贩运者。而胡风恰恰相反，他不但一针见血地戳破种种“最省事”的迷梦，苦口婆心的【我.爱.线.报.网.】52xbw .cn 每日持.续更新.可.实操.的副.业.劝说众人忠实于挣扎过程，还清醒地要求大家正视这一过程的“艰苦”、“紧张”、“痛楚”与“血肉考验”。

其次，我们知道，实感的发挥、运转指向这样一个过程：从对于客观事实的真切把握出发，通过“相生相克的搏斗”，“‘把客观对象变成自己的东西’而表现出来”，这就是要求将文学（或知识、思想）化成与作家血肉不可分离的存在，“布乎四体，形乎动静”，“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126]。让身外的知识内入于心的治学工夫，古人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来形容，这个短语的本意——不管是凿石还是治玉，处理的对象都质地坚硬——指向艰苦卓绝的工作，所以这个过程必然是艰难而漫长的（诚如伊藤【我.爱.线.报.网.】52xbw .cn 每日持.续更新.可.实操.的副.业.虎丸先生的由衷感慨：“‘思想’是一种多么脆弱的东西，或者换言之，将‘思想’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是多么困难。”[127]）。伪士在种种“终极真理”面前安于做廉价的贩运者，而对名教有反抗意识的人则拒绝被施予“省事”的捷径与幻想。章太炎自述学问精进“得于忧患者多”，实因饱含丰富生存体验的精神痛苦往往是文化创造的契机，这与鲁迅的“挣扎”经验一并启示着后人正视、忠实，并勇于身受心思与学说之间痛苦而必要的磨勘淬砺，否则只在思维世界中留下空白的“跑马场”，供名教大行其道地加以填塞。

也只有这样，才能将文学或知识活动等通常被理解为实体性领域的精神样式开放为一种不断流动、通过与现实的呼应而实现自我更新的空间，这里的【我.爱.线.报.网.】52xbw .cn 每日持.续更新.可.实操.的副.业.“自我”，与生命的具体性[128]紧密关联，不是一个形而上的抽象个人，而是一个生气淋漓有着生存欲望、无法将他从所置身的周围事物的复杂关系中抽离出来，因而才试图通过文学活动或知识生产反过来为自我的生存寻找可能性的现实个体。这就如尼采说思想者并不是“纯粹的求知者”，而必须“切身地对待他的问题，在其中看到他的命运、他的需要以及他的最高幸福”[129]。同样，正因为文学与知识从来就置身在一个广袤无边的现实世界中；所以这一现实世界，反过来通过文学与知识活动，提供给主体反省自身和实现自身的力量，通过不断更新与丰富而获得存在的意义与可能。

原载《南方文坛》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