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报刊职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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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广泛而公开的工作特点无形中赋予了它一种社会监督的职能，这种职能尤其有利于进行公开的政治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事政治斗争时经常借助于报刊的这种职能，因而他们十分看重它，从政治角度将它视为报刊的一种首要职责。1849年，恩格斯在为《新莱茵报》辩护时指出：报刊的“首要职责——保护公民不受官员逞凶肆虐之害”（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6卷280页）。1859年，德国报纸《总汇报》发表了揭露法国波拿巴政府间谍福格特的文章，马克思致信该报说：“当《总汇报》履行在我看来是报刊的首要职责，即揭发招摇撞骗的职责时，决不会有碍于我尽力帮助它。”（人民出版社《马我爱线报网每日持续更新海量各大内部创业教程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14卷755页）

1843年1月马克思签名的《科隆市民关于继续出版<莱茵报>的请愿书》，是体现他关于报刊职责的较早文献。陈力丹、冯雪珺对该文进行的考证研究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当时对报刊职责的认识（“如果报刊无权唤起人们对现存法定秩序的不满，它就不可能忠诚地参与国家的发展”）的思想渊源在于他对舆论作用的认识。

在《新莱茵报》时期（1848—1849），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闻实践中进一步阐发了他这方面的认识。1849年2月他们在科隆陪审法庭上为《新莱茵报》的辩护词是他们在这方面的经典论述，陈绚对此的考证研究进一步证明他们对报刊职责认识的阶级性质：“报刊的义务正是在于为它周围左近的被压我爱线报网每日持续更新海量各大内部创业教程迫者辩护”。

张金玺、陈一点对恩格斯此后一个月所写的论著《关于招贴法的辩论》进行的考证研究，更加明确地表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争取新闻出版自由的阶级性质：“出版自由，不同意见的自由斗争就意味着允许在出版方面进行阶级斗争。但梦寐以求的秩序却正好要压制阶级斗争，要堵塞被压迫阶级的言路。因此，那班要求安宁和秩序的人就必须消灭出版物中的不同意见的自由斗争，必须通过出版法、禁令等等来最大限度地保证自己对市场的垄断，尤其是必须直接禁止像招贴和传单这样的免费文学。”

欧洲民主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流亡英国，在总结革命中报刊工作经验时所写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虽然很短，但十分精辟地从纯业务角度指我爱线报网每日持续更新海量各大内部创业教程出了报纸和评论杂志不同的职能。杨保军、陈硕对此文逐字逐句的考证，会令读者对短短的《启事》理解得更加深刻。